徐高:西方經濟學理論別照搬

    人物小傳

　　徐高，生于四川成都的“70后”，現任光大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之前還曾任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瑞銀證券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兼職經濟學家等職。徐高擁有北京大學頒發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要非常小心，一定要看清理論運用的邊界。若與經濟的實際情況發生明顯偏離時，理論結論就往往不適用于中國經濟。

　　經濟政策是在現實中加以運用的，必然面臨著種種現實約束。因此，需要客觀地分析不同現實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現實約束下找尋最優的可行方案，而不能過于理想化。

　　光大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曾是個典型的工科生，起初在西南交通大學學習交通運輸工程，隨后他轉學經濟并投身于宏觀經濟研究。

　　如今，面對復雜的中國經濟，他將經濟學理論和現實相結合，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在眾說紛紜的經濟討論中，他不人云亦云，敢于表達自己的獨立見解。

　　1月中旬，《經濟日報》記者對徐高作了專訪，聽他談自己一路走來的感悟。

　　“學生不能怕老師”

　　徐高坦言，自己的經濟學研究起步并不算早。在工科領域讀到碩士階段之后，徐高的涉獵越來越廣泛，遇到的與現實相關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不滿足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解答。

　　“比如說，為什么水的用處很大，價格很便宜；鉆石的用處很小，價格卻很昂貴？我以前看到過一些解釋，但總覺得它們不能真正說服自己……”

　　在困惑中，徐高與經濟學不期而遇。“當時讀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用邊際效用遞減的邏輯，簡單清晰地就把這個問題解釋了。”

　　經濟學強大的解釋力，深深吸引了徐高。他決定投身于這個對于他來說全新的領域，當時幾乎唯一的選擇就是考博。時至今日，徐高仍然記得博士生面試時，導師陳平所說的話，“學生不能怕老師，而要超過老師，這樣科學才會進步”。

　　那次面試之后，用徐高的話說，他“很幸運地”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在陳平教授以及霍德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等名師指導下，正式走上了經濟學研究之路。

　　隨著學習研究的深入，徐高與陳平在一些觀點上出現了分歧，甚至還有過爭論。他說：“陳老師從來沒有因為觀點差異而打壓我，反而對我的獨立思考十分贊許。能夠以這樣寬廣胸懷的人為師，是我的幸運。”

　　穿透模型看經濟

　　畢業前不久，徐高得到了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代表處兼職的機會。“這段經歷改變了我。”

　　在那里，徐高發現，盡管自己經過了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修過了大量經濟學課程，但這些理論似乎與現實相距甚遠。面對真實世界的種種現象，自己分析起來還是難免泛泛而論，感受不到所學知識在現實運用中的力量。他開始愈發不滿足于僅僅沉浸于學術象牙塔中，并開始思考霍德明教授所說的，“經濟學不僅是數學模型，更重要的是理論背后的‘故事’，以及理論帶來的穿透現實的洞察”。

　　自此，徐高開始有意識地把抽象理論和具體現實問題聯系起來，不斷地追問經濟理論能夠解釋些什么，而現實問題又能用什么樣的理論來解釋。

　　獲得博士學位后，徐高進入世界銀行北京辦公室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日益感受到了輿論對于宏觀研究的關注，他對經濟的復雜情況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他說，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要非常小心，一定要看清理論運用的邊界。西方經濟學發源及發展于西方，已經把一些西方經濟的特點當作隱含假設包括其中。當這些假設與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發生明顯偏離時，理論結論就往往不適用于中國經濟。

　　比如，他關注到所謂的“中國消費之謎”。根據西方宏觀經濟學主流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經濟中不應該出現消費不足、投資過剩的問題。因為投資來自于儲蓄，如果投資回報過低，消費者會傾向于更多消費、更少儲蓄，從而將更多資源配置到消費上。由于西方國家企業多為消費者所擁有，當投資過剩時，作為股東的消費者也會向企業施壓，令企業減少投資，將利潤分紅給消費者。這樣的市場化機制保證了經濟中消費和投資會根據投資回報率的變化而自動調整，不會長期存在儲蓄過剩的問題。但中國恰恰就長期存在上述結構性問題。“按這種理論來直接分析中國現實，那只能得到一個答案：中國人太愛儲蓄了。”徐高說。

　　但問題沒有這么簡單。“關鍵在于，西方宏觀經濟理論有一個重要隱含假設：無論是經濟中的居民儲蓄還是企業儲蓄，歸根結底都是由消費者的儲蓄行為所決定的。這符合相當多西方國家的情況，但和中國的現實不符。”在徐高看來，目前中國經濟中有相當一部分儲蓄者不是消費者，“比如國有企業部門，消費極少，分紅有限，其大部分收入都會剛性轉化為投資”。這類儲蓄者的儲蓄行為不會因為儲蓄及投資回報率的變化而調整。他認為，這是造成中國投資及儲蓄過剩、消費不足的關鍵原因。

　　看來，如果不考慮到理論的隱含假設，硬套中國的現實，就容易產生方枘圓鑿的困惑。

　　約束下尋最優解

　　在世界銀行工作了兩年多之后，徐高先后進入瑞銀和光大證券等商業機構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進入商業機構后，最大的不同是節奏更快，離市場更近，因而，總能感覺到市場的脈動，也能感覺到市場在推著自己不斷往前進。”

　　隨著對現實研究的深入，徐高發現分析經濟問題必須要實事求是，才能得出接地氣、有意義的研究成果。

　　“經濟學有各種各樣的模型，但其核心都是理性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之下的理性選擇。”在中國經濟的現實中往往面臨許多在西方經濟中并不存在的約束條件，因而也就產生出了與西方很不一樣的行為和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把西方理論硬套過來只能產生許多錯誤的認知。

　　譬如說，經濟學證明了在理想的狀態下，市場能夠形成最優的資源配置狀態。但這種最優的結果是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來保證的，比如沒有外部性、沒有預算軟約束問題等。在這些前提條件不能完全具備時，落實具體的改革舉措時需要結合實際情況。

　　針對目前熱議的產能過剩問題，有觀點認為，讓那些過剩產能企業倒閉，市場就能出清，資源就能得到合理配置，進而實現消費轉型的結構調整。徐高分析，“實際上，在消費者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比重偏低等問題解決之前，放任企業倒閉并不會自動增加居民消費，也無法真正實現市場出清”。

　　“經濟政策是在現實中加以運用的，必然面臨著種種現實約束。因此，需要客觀地分析不同現實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現實約束下找尋最優的可行方案，而不能過于理想化。”徐高認為。（經濟日報記者 張 忱）